整治民间宗教暗网 雍正皇帝高明在哪里?

整治民间宗教暗网 雍正皇帝高明在哪里?
2021年02月07日 11:34 观察者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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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尔:整治民间宗教暗网,申博主页现金网:雍正高明在哪里?

  [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]

  明朝万历年间,大学士王锡爵与来访的顾宪成谈起了一件怪事:“庙堂所是,外人必以为非;庙堂所非,外人必以为是。”顾宪成却回答道,社会上也有一件怪事:“外人所是,庙堂必以为非;外人所非,庙堂必以为是。”显然,即便是在号称盛世的万历前期,官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不那么和谐。

  事实上,王锡爵和顾宪成所言的“外人”,主要是指受过教育,大多数还有功名在身的地方精英,在这些文化士绅之下,还有人数更多、范围也更广的普通百姓。

  在古代,基层老百姓的活动空间并不大,很多人可能一辈子连县太爷都没亲眼见过,想让他们与官府保持一致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  在晚明,社会上的“外人”凝聚成伙,成为“党人”,最著名的当属东林党。在百姓生活的基层社会,同样也有群体组织,但这些组织未必能得到官方的认可。于是,不少民间组织或转入地下,或本就生于地下,成为了见不得光的“暗网”。

  为什么会有这些地下组织?他们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?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?这些问题值得一谈。

  皇权不下县?

  在传统时代,最低级别的国家机构是县,所以有“皇权不下县”的说法。但学者普遍认为,皇权不仅能够“下县”,而且很早就重视如何“下县”。

  比如热衷于创设制度的朱元璋,在建立明朝之初就非常重视对民间的控制。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乡饮酒礼,希望以此建立长幼有序、秩序整齐的基层社会。清朝皇帝也是如此,康熙皇帝亲自颁行《圣谕十六条》,雍正皇帝大力推广《圣谕广训》,都是力求将治国理念贯彻到基层民间。

  朱元璋像

  不过,官府的衙门毕竟只设到县一级,治理基层归根结底只能仰赖于社会组织,最为常见的是保甲与里甲。里甲的主要职能是催征赋税、编查土地。保甲则重在地方治安、稽查户口。在明清时期,保甲逐渐取代里甲,其组织虽然源于基层,并由民众自治,看似身处官府之外,但事实上成为国家统治地方的重要工具,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  一些看似不具有官方性质的基层组织,事实上也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比如社学,就职能而言,这是民间自发建立,用于推广文教、普及教育的文化机构。但事实上,社学往往由地方政府兴办,而且是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之下兴办的。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就格外重视社学,建国之后一再下令地方兴办学校。

  这些功能性的社会组织之外,还有一类组织不容忽视,那就是宗教。

  明清时期散布于民间的宗教非常复杂,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等传统信仰皆有流传。国家对这些宗教有一整套的管理体制,王朝统治集团也有尊奉宗教的传统,甚至不乏沉迷宗教的皇帝,比如热衷于道教的明世宗嘉靖皇帝。这些为官方所认可,受官方管理与监督的宗教早已被皇权驯服,不值得统治者再多加小心。

  还有诸如黄大仙、狐大仙之类的民间信仰,不少被官方定性为淫祀,明清政府多将其视作陋俗,虽然有思想正统的地方官禁绝淫祀,但更多的情况下,还是听之任之。

  还有一类宗教,并未得到国家的认可,却具有群众基础和内部组织,往往活动于地下,具有秘密宗教的性质。国家对这些宗教持有高度警惕,它们往往被称为邪教,比如著名的白莲教。这种秘密宗教影响下的社会群体,脱离于官府的控制范围之外,成为决定官府之外的世界是否稳定的关键。

  隐秘而危险的“地下暗网”

  明清时期的秘密宗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。第一类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,大多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发展宗教组织,以诵经、祈福、消灾为主要的宗教活动。这一类的宗教基本上都来源于创设于南宋初年的白莲教,尊奉 “真空家乡、无生老母”八字真经,供奉“无生老母”的牌位。

  第二类宗教色彩相对较弱,江湖习气却比较重,呈现出帮会型的特点。这类组织往往以歃血结盟、焚表结拜为主要的形势,以互济互助、自卫抗暴为口号,在同一类群体中发展成员,他们重义气、讲信用,用江湖的规矩维系内部的团结。

 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孔飞力撰写过一部史学名著,主标题是《叫魂》,颇能引人兴趣。书的内容源起于乾隆三十三年江浙地区爆发的“叫魂”事件,这本是民间流传的妖言,却造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影响,百姓人心惶惶、官员疲于奔命,乾隆皇帝更是几度雷霆震怒。

  《叫魂》书影

  底层流传的一则妖言,尚能引起如此大的震动,有组织、有教义的教派,就更加危险了。在清代军机处档案中,仅朝廷记录在案的就多达二百多种,活跃于各地的秘密宗教,以及他们构成的社会网络,引起了朝廷大员的高度重视。

  秘密宗教无论祭祀的是土地公、土地婆,或是土行孙、猪八戒,绝大多数都持有“末世思想”。在正常的宗教中,末世指的是遥远的未来,人们要在现世中行善、忍耐、修道。但在极端的秘密宗教里,末世不久就会降临,届时刀兵水火交加而下,入教避劫是免于堕入地狱的唯一途径。

  与末世思想配合的,还有反对现世的极端思想。正统的宗教与现实世界是相融的,宗教虽然自有一套世界观,但并不排斥现世的世界,两者能够和平共处。但邪教却偏执一端,对现实世界持有强烈的抵触观念,认为现世已经堕落,注定要毁灭殆尽,教徒不仅要逃离现世,还要摧毁现世。

  一般民众加入秘密宗教,主要是寻求精神慰藉,秘密宗教也不会把暴力、造反写在脑门上。相反,许多宗教都以“劝善”作为招牌。比如弘阳教,单看其教义,整合了儒、释、道三教中积德行善、劝人学好的诸多内容,以至于有人把加入弘阳教称作“学好”。

  然而,弘阳教的学好,并不是真的为了个人的发展,而是借用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的伦理标准,诱使人们入教。在教义的体系内,富裕不如向善,向善则不如入教,永享极乐的要义在于向教派、教主奉献,这才是最大的向善,才能在末世降临时得到无生老母的普渡,列入仙佛之班。

  明清时期许多秘密宗教都是如此,其所谓的修道层次,最终都可以与缴纳金钱相挂钩。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世俗利益,秘密宗教会不择手段地制造教主崇拜。普通民众在生活中遇到困扰,渴望消灾祈福,笃信超现实的神力,而教主们恰恰就能具有这样的神奇力量,事实上就是更高级的神汉巫婆。

  “白莲下凡,万民翻身”

  教主的神秘力量,加上明面上扶危救贫、互帮互助的福利功能,成为秘密宗教吸引普通民众,特别是生活艰难民众的主要诱因。

  秘密宗教一旦有了足够的社会组织网络,集齐了人力、财力与社会影响,就未必再甘于潜藏暗处。在佛经中,弥勒是救劫者,白莲教及其分支由此延伸,形成了“弥勒救世”的思想,并进一步演化为“三佛应劫救世”。最有名的一句话是:“弥勒降生,明王出世”。一旦有自称“弥勒”、“明王”的人出现,意味着末世降临、新世开启,摧毁现世的造反就有了现实的依据。

  其实,这种以救世主之名煽动反乱的做法,早已有之。早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,就有从道教中衍生的“老君当治,李弘应出”,此后的几百年里出现了无数的“李弘”起来造反。

  统治者对此亦是心知肚明,因此明清两朝都高度警惕秘密宗教的发展,即便是诸如“叫魂”的怪力乱神之言,也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。

  强则顺,弱则反

  对于潜藏于地下的秘密宗教,王朝国家并非毫无办法,一旦被朝廷视作威胁,随之而来的就是雷霆手段。比如康熙五十六年,山东兰阳县有人传习白莲教,巡抚得到报告,迅速派兵围捕,抓获习教之人,完全不加审讯,甚至连姓名都不清楚,便立即杖毙,可谓严刑峻法。

  秘密宗教潜藏于地下社会,于暗处活动,官府也不止在明面上搜捕镇压。热衷于秘密手段的雍正皇帝就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秘密治理之法,指示封疆大吏派人潜入秘密宗教团伙之中,借机一网打尽。李卫、田文镜等雍正朝的能臣都是这方面的高手。

  《雍正王朝》中的田文镜

  康熙、雍正年间,官方对秘密社会的控制效果颇为显著,甚至将其为己所用。比如流传东南一带的罗教,吸引了大量漕运水手,素为官府的大患。罗教以互帮互助、接济贫苦为号召,在运河和水运节点修建庵堂,供水手居住,同时作为传教聚点。

  在康熙、雍正年间,罗教遭到了官方反复打击,特别是李卫的惩治下,运河沿线的罗教组织遭受重创。不过,雍正朝并没有对罗教赶尽杀绝,而是在剪除其主干力量后,有选择性地加以利用。罗教修建的庵堂被改造为官府视野下的地方公所,仍然供水手居住,但不再用于传播罗教,而是为官府的教化服务。

  但到了乾隆时期,这种巧妙的利用就已经不再多见,取而代之的是残酷镇压与极其严厉的惩处。比如乾隆十一年贵州、云南查处秘密宗教,乾隆皇帝特别交代要严加审讯,“按律正法,以昭国宪。不得任其避重就轻”。

  乾隆十三年,军机处向省督抚发布上谕,要求地方大员对秘密宗教要时刻留心,决不能稍稍宽纵。乾隆帝特别指示地方官员放手惩处,称被杀之人“虽不免太多,然其死皆由自取,亦无足惜”。于是寸磔、摘心、凌迟、戮尸、枭首、斩决、杖毙等等严酷刑法皆被施加于参与“邪教”的人员,而且家族连坐,就连已经去世的也要掘开坟墓、挫骨扬灰。

  然而,惩处手段愈发严酷,秘密宗教的发展规模与反抗活动却不减反增。乾隆年间北方有山东八卦教领袖王论率众起义,南方有卢茂、李少敏、赵明德等人发动的天地会起义,台湾更有规模浩大的林爽文起义。就连此前遭受重创的罗教也卷土重来,并在此后持续发展,延伸出了新的组织,大名鼎鼎的青帮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清朝愈加治理,秘密宗教发展愈盛,形势反转的背后,是国家对基层控制力的减退。当国家力量强大时,自可以软硬兼施收拾秘密宗教,进而控制地方社会。当国力衰退、治理能力降低时,残酷的杀戮与恐吓,其实只是色厉内荏的挣扎。

  尽管还笼罩在康乾盛世的辉煌中,但官府对基层的垂直控制力却在不断减弱。嘉庆元年,陕西、四川、湖广三省交界处爆发白莲教大起义,终于扯下了康乾盛世最后的遮羞布。

  嘉庆以后,秘密宗教的发展更是无可遏制。嘉庆十八年河南、山东、直隶等地爆发天理教起义,二百多名天理教徒竟然攻入了皇宫,紫禁城隆宗门上至今还留着当年天理教徒射出的箭头。嘉庆皇帝深以为耻,称之为“汉唐宋明未有之变”。虽然嘉庆皇帝的罪己诏情真意切,但也未能改变局面。

  遏制秘密宗教、消除基层隐患,归根结底需要的是强大政治权力,而日渐陌路的大清帝国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能量。也正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持续颓靡,从秘密宗教到反动会道门,形形色色的地下组织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才终于被彻底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。

皇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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